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栋石库门小楼里，十三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围坐一堂，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中共一大。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有英勇就义的邓恩铭，也有最终走向历史反面的陈公博。陈公博是广州代表，出身官宦之家，父亲陈志美曾是清军提督，因参与反清起义被捕入狱。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广州后与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协助陈独秀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然而，这位曾经满怀理想的青年，却在日后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加中共一大的经历，是陈公博人生中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与其他代表简朴的住宿条件不同，出身富贵的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住进了上海南京路一流的大东旅社。会议期间，他因讨论党员能否担任政府官职等问题与张国焘等人产生分歧，心中已生不快。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闯入会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休会，代表们迅速撤离，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留下应对随后赶来的法国巡捕。一番搜查无果后，陈公博回到旅馆，越想越后怕，第二天便带着妻子前往杭州游玩，缺席了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回到广州后，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政治热情急剧降温，几个月后便萌生了退意。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中共中央决定联孙反陈，要求广州党组织与陈炯明划清界限。陈公博却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并致信陈独秀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随后被开除出党。在汪精卫的资助下，他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撰写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彻底站到了昔日同志的对立面。1925年学成归国后，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凭借汪精卫的提携迅速崛起，短短数月便从新党员跃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成为汪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对中日战争持极度悲观态度，鼓吹“抗日必亡”的论调。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他准备避开重庆直接与日本议和时，陈公博虽然大吃一惊并与之争论，但在陈璧君的讥讽和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下，最终还是选择了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陈公博担任伪立法院长，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后又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他不仅主持通过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一卖国条约，还厚颜无耻地发表讲话称“中日两国以前互相敌对、互相猜疑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在上海被日军进攻四周年时呼吁国人停止抗日，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把手。他在就职训词中声称“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继续推行卖国路线。然而，伪政权的末日很快到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陈公博在慌乱中解散伪国民政府，随后逃亡日本。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他被押解回国，关进苏州狮子桥监狱。1946年6月3日，这位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国民党高官、汪伪政权头号汉奸，在法警的枪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从革命先驱到民族罪人，陈公博的人生轨迹令人唏嘘，也警示后人：在历史的关键抉择面前，背离民族大义、追逐个人私利者，终将被历史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