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春秋时期创立的诸子百家思想之一，虽一出世便被贴上了“复古、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等标签，以致遭人诟病，冷落长达七百余年。但自汉武帝“慧眼识英才”，凭借一己之力将其推至诸子百家思想之首之后，儒家便迎来了其开挂人生：傲视群雄，成为了封建王朝治国思想之唯一（至少明面上如此），影响后世2000多年。

时至今日，儒学的影响依旧十分深远，国内拥有着诸多“文明卫士们”，以“文明唯我大中华独有”而沾沾自喜。即便是海外，“孔子学院”也在西方国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礼仪彬彬的儒生们傲然走在大街上，接受着“蛮夷”们的“朝贺眼光”。

儒家虽然是封建王朝2000年的治国方略，但在汉朝一位不愿躺平的王爷眼中，只不过是“刍狗土龙”而已。客观而论，儒学能够凭借着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成为了封建王朝独一无二的治国思想，确实有其真本事，但回过来较真一番便会发现：整个中华文明史上，对于儒学并非皆是“一片喝彩”之声，少数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哲人们还是对其非议颇多，比方说这位不愿躺平的汉朝王爷，直言儒学就是“刍狗土龙”，除了让别人看得爽以外，没什么价值。

纵观整个封建王朝，因为受儒学倡导的“天命”和“血缘亲疏”等观念的影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现象比比皆是。因为“出身决定一生”，故而生在帝王家的皇子皇孙们，除了搏击一下至高无上的皇位之外，就再也没有理想了。而且为了防止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猜忌之心，皇子皇孙们往往选择“声色犬马”的生活模式以求自保。当然站在现代人眼中，整天什么事不用干只管享受是人之常情，所以与其说那些“落榜”的皇子皇孙沉湎享受是大智慧，倒不如说是人之天性使然。也正是因为“大智慧”的外衣加持，生下来只会糟蹋粮食的王爷们成为了历代王朝的“共性问题”，起初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当他们都被养成了“肥猪”，并且猪群遍地之时，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并不是每一个王爷生来只想着做一头不带脑子、身体“勤劳”的猪，也有这么一位王爷深知人生来不能碌碌无为的道理，虽然自己与皇位绝缘，但他还是想凭借着自己不停歇的大脑，探求治国之奥秘。他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的作者，古代士人中难得的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王爷。

儒家虽然是刘安认同的诸子百家思想之一，但有思想且务实的他还是发现了儒家不可原谅的弊病——躺平思维：以“天命”和“血缘”来定等级、分尊卑，虽然解决了争执和“以下犯上”的“乱象”，但却无限激发了人之惰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此，刘安在《淮南子》中对于儒家无脑崇拜上古时期的治国方略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肤浅、浮于表面的做法。刘安认为：测量高下的仪表必须和所测量的高度相适应，衣服的穿着必须与自然界的冷暖相一致。同理，社会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停进步，做事方式、风俗习惯也应该随之改变。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上古时期七十多个治国有成的圣人都懂得“因时而制礼乐”，后人学的不应该是他们的“成法”，而是他们制定法度的方法、依据。为了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刘安在《淮南子》中做了进一步阐述：礼义是五帝三王时的法令风俗，是一个时代的痕迹，就像祭祀时的“刍狗土龙”，要用青黄色装饰，披上华美的丝织品，等待大夫迎接它们，送走它们，而一旦祭祀结束，它们就没什么价值。这就是说：在刘安看来，儒学崇尚的礼义，不过是上古时期的风俗习惯，是一种给别人看、让别人觉得爽的仪式，除了在祭祀当时给了围观群众好感之外，本质上并没有什么用。而且，祭祀一结束，不论“刍狗土龙”多么华美，如何惟妙惟肖，就成了一堆无用之物。而恰恰是这样的虚有其表的无用之物，儒家却将它视成了宝贝一样供奉了起来，并且无限上升到了治国之策。儒家这种只图其表、因循法古的做法和崇尚祭祀的行为，不就是身披华丽服装的“刍狗土龙”吗？除了让别人看得爽，还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