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载：“池州……监一，永丰，铸铜钱。”史书记载很明确，池州所辖地区仅有一监，即永丰监，负责铸铜钱。然而，清乾隆《江南通志》却记载：“利国监，在铜陵县铜官山，唐置铜官场，宋置利国监，后以铜乏废。”方志却载宋朝在铜陵设有利国监，后因铜乏才废。宋朝有没有在铜陵设置利国监？铜陵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利国监？这是多年来困扰地方史学界的问题。愚以此篇，意欲辨析，若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存世两宋文献未载铜陵有利国监

两宋地理志均无铜陵有利国监的记载。北宋编修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纪》和南宋编修的《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五部地理总志均记载铜陵县，但都未见有“利国监”。宋太宗时期，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县南十里，其山出铜，以供梅根监……在县西南即古监之所。”只提到古监“梅根监”，没有记载有“利国监”。宋神宗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只记载：“铜陵，州东北一百四十里，五乡，大通、顺安二镇，有梅根山、利国山、天门水。”内容很简略，有“利国山”并无“利国监”。并明确记载铜陵所在池州只有一监——永丰监，且不在铜陵，曰：“监一，永丰，至道二年置，州东北二里。”宋徽宗时期，欧阳忞（mín）的《舆地广纪》记载铜陵县也很简略，曰：“本南陵县地，唐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为铜官。五代时置铜陵县，属江宁府。皇朝开宝八年来属。有梅根山、利国山。”也是记载有“利国山”而无“利国监”。南宋理宗时期，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对铜陵县的记载，曰：“《九域志》云：在东北一百四十里。本汉南陵县梅根监，《十道志》云：梅根监岁铸钱四万贯。南唐保大中为县，属昇州；皇朝开宝八年，属池州。”其对利国山的记载为：“利国山，在铜陵。以水浸铁烹铜，泉源虽冬夏不竭。”亦无“利国监”的记载。宋理宗嘉熙年间，祝穆的《方舆胜览》仅记载了五松山，未载“利国山”，也无“利国监”。

两宋史籍均无铜陵有利国监的记载。北宋本朝史料在靖康之后几乎亡佚，但南宋留存下来却有不少，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陈均的《皇朝编年卷》、杨仲良的《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留正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熊克的《中兴小纪》等等，对两宋时期诸冶监、铸钱监以及铜铁等主要矿产产量、铸钱多少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下来的史籍中均未记载铜陵有“利国监”，而只记载铜陵所在池州只有一铸钱监——永丰监，于北宋至道二年置。并且根据记载，两宋时期铜陵主要产胆铜且产量较少，设置冶监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北宋官修的《三朝国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时期的坑冶及铸钱监情况，曰：“产铜有三十五场，在饶、处、建、英、信、南安、汀、漳、邵武、南剑等州军，又一务曰梓州之铜来。”同时比较《两朝国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宋英宗时期铜场的变化情况，曰：“两朝志增虔、泉、韶三州，却无处州、南安军。”依此记载，从宋初到宋中期，产铜只有“场”“务”并无“监”，且铜陵所在池州也没有置铜场、铜务。其还记载：“产铁有四监，曰徐州之大通、利国，兖州之莱芜，相州之利成。”清晰记载铁监有利国监在徐州，铜陵所在池州并没有置产铁之监。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宋朝铜铁铅锡坑冶产量变化，曰：“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时，天下岁产铜七百五万斤……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宋高宗年号）末，……岁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池州胆铜四百斤。”记载到南宋时期，铜陵所在池州胆铜产量很少。杨仲良的《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永丰监设置的始末，曰：“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钱数千万缗。”熊克的《中兴小纪》记载宋四大铸钱监的兴衰，曰：“本朝于至道中增池之永丰，咸平中增江之广宁，而虔之铸钱院大观末始建。兵兴以来，鼓铸殊损旧数，而官吏猥众，往往虚靡廪给。是年（绍兴二年，即公元1132年），始令永丰监卒寓役于饶，广宁监卒寓役于虔，盖移少以就多也。”

两宋类书等其他文献亦无铜陵有利国监的记载。最负盛名的类书——南宋文献考据大家王应麟的《玉海》，该书大量摘抄宋代实录、国史、会要，保存大量今已散佚的北宋官方史料，是研究宋代经济地理极重要的资料。《玉海》根据宋《三朝会要》的记载，宋初产铜仅有十三州，曰：“《会要》：有铜之州十三，渭、饶、信、兴国、南安、郴、兴、建、南剑、汀、漳、邵武、英。”铜陵所在池州并未列入产铜之州。南宋类书大家章如愚的《群书考索》对宋朝产胆铜和永丰监等铸钱监都有记载，曰：“神宗熙宁以后渐亏，其旧铜窟消耗，苗脉不兴，乃始侵（浸）铁为铜，谓之胆铜。……宋朝东南铸钱之监，……池州有永丰监，至道三年置，额四十万，绍兴寄赣州。”宋神宗熙宁后，铜矿不兴，开始浸铁产胆铜；铜陵所在池州只有永丰监，并且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就已经停铸。

两宋文献清晰记载徐州宋置利国监。《太平寰宇记》记载徐州利国监的设置，曰：“利国监，本徐州之秋邱冶务，烹铁之所，皇朝升为利国监，以董其事。”《元丰九域志》更记载徐州利国监设置的时间和具体位置，曰：“监一，利国。太平兴国四年，以徐州彭城县狄丘冶务升为监，仍隶州。州东北七十里。”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知州，曾上书宋神宗，后与友人章之厚私信，都提到徐州利国监之事。南宋吕祖谦编辑的《皇朝文鉴》就收录苏轼的奏疏《徐州上皇帝书》和私信《与章子厚书》。其中，《徐州上皇帝书》奏曰：“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与章子厚书》写曰：“轼在徐州，日闻沂州丞县界有贼何九郎者，谋欲劫利国监。”《玉海》记载徐州利国监下曾置宝丰监铸钱，曰：“元丰六年三月丙子朔，诏徐州置宝丰监，以四十万缗为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利国监铁置宝丰下监。”徐州宋置利国监，宋朝文献记载清晰。

后世《宋史》《宋会要稿》两部重要文献均无记载铜陵有利国监。宋灭后，其官修的国史、实录、会要等史料文献基本被元廷收缴、接收。元廷由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编修的《宋史》，主要就是依据这些宋朝官修的史料。《宋史》有关宋坑冶与铸钱的记载，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其地理志记载：“池州，监一，永丰，铸铜钱。”“徐州，监二。宝丰，元丰六年置，铸铜钱，八年废；利国，主铁冶。”依此记载，池州只有永丰监，而利国监在徐州。其列传篇也见有徐州利国监，而无铜陵利国监，其中《李溥传》就记载宋仁宗时期李溥“监徐州利国监”。其食货志记载宋初坑冶情况：“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后又载：“至治平（宋英宗）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以此记载，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产铜之州，均无铜陵所在池州。清嘉庆年间，翰林院编修徐松利用编《全唐文》契机，从宫内藏《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标注“宋会要”的文字内容，形成《宋会要稿》（又名《宋会要辑稿》）。此籍，也是研究宋朝的一部重要文献。上载有永丰监设置与铸钱定额，曰：“至道二年十月，赐池州新置铸钱监名曰永丰。”“池州永丰监，额四十四万五千贯（北宋崇宁年间），旧额四十万贯（北宋至道年间）。”并清楚记载南宋乾道二年七月内铸钱司提供的各坑冶产铜祖额（北宋时期的定额）与实际产量，反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铜产量与祖额相比减产巨大，只占“三厘七毫”，即3.7%。其中，记载铜陵的产铜祖额为：“池州铜陵县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实际产量为：“池州铜陵县胆铜四百八十五两赴饶州永平监铸钱”。从中不难看出，北宋时期铜陵县产铜本身定额就不高，与永丰监岁铸钱四十四万五千贯所需铜料相比供铜量占比很少，而南宋绍兴年间供铜量更是少得可怜，是唯一以“两”为单位计算的产铜地区。如此低的定额和产铜量，朝廷会在铜陵设置冶监？可能性实在不大。

明清方志始载铜陵有利国监

元明及清康乾时期地理总志还无铜陵有利国监的记载。元《大元大一统志》池州路卷已佚，无从考证。现存最早的元朝地理总志为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由理学家刘应李编纂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其关于铜陵的记载极为简略，只记载有“五松山”。明朝首部官修地理总志为明景泰七年（公元 1456 年）由大学士陈循等人奉敕编纂的《寰宇通志》，上有“铜官山”的记载，曰：“铜官山，在铜陵县南十里，又名利国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铁烹铜，旧尝于此置铜官场。”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由吏部尚书李贤等奉敕编纂的《大明一统志》关于“铜官山”的记载内容与《寰宇通志》相同。明朝这两部地理总志均无记载铜陵曾设置利国监，只记载有铜官场。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由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等编纂的首部《大清一统志》关于“铜官山”的记载，曰：“县志：铜官山，昔取铜赋，南唐置利国场，后改为铜官场，岁久铜乏场废。”文中引用县志记载，并未指明何时编修的县志，然根据明清几部县志看，均未见“南唐置利国场”一说，应为编纂者把“利国监”改成“利国场”，编者可能并不认可有利国监，这从其池州府古迹篇中只有“梅根监”“永丰监”而无“利国监”即可窥见一斑。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由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等奉敕重修的《大清一统志》相关记载内容与前志相同。

明清地方志有记载南唐在铜陵置利国监。明清时期，地方普遍编修地方志。现存最早的《池州府志》为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由时任知府何绍正主持编修，上有记载古迹“利国监”，曰：“利国监，在铜陵县南，冶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