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瘟疫，带走了四位文豪，却留下千年不灭的文学基因

公元217年，一场大瘟疫席卷中原。魏都邺城接连传出噩耗：陈琳走了，徐干走了，应玚走了，刘桢也走了。曾经热闹非凡的邺下文人集团，一时间凋零殆尽。魏王世子曹丕在给友人吴质的信中悲痛地写道：“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字里行间，尽是物是人非的哀伤。 这场瘟疫带走的四位才子，与早逝的孔融、阮瑀、王粲一起，被后世尊称为 “建安七子”。他们是汉末乱世中最耀眼的文学星座，与曹氏父子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建安文学。

乱世文星：七子从何而来 “建安七子”之说，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

这七位文人的人生轨迹惊人相似：都经历了汉末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的动荡岁月，最终汇聚于曹操治下的邺城。除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东汉旧臣，因反对曹操被杀外，其余六人都是曹操的僚属。 七子中，“王粲“被刘勰誉为 “七子之冠冕” ，其代表作《七哀诗》描绘乱世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字字泣血，令人动容。

各展才情：七子的文学世界 建安七子虽并称于世，却各有千秋： 孔融：文章“体气高妙”，奏议散文独步一时，代表作《荐祢衡疏》慷慨激昂 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陈琳一篇讨曹檄文，竟让正患头风病的曹操读后“翕然而起”，大呼“此愈我病” “徐干”：潜心著述《中论》，其《室思》诗写闺怨细腻动人 “应玚”：诗风“和而不壮”，《别诗》中“朝云浮四海”之句清丽婉约 “刘桢”：五言诗气势高峻，与曹植并称“曹刘”，其《赠从弟》“亭亭山上松”展现铮铮铁骨。

风骨永存：何为建安精神？ 建安文学最核心的精神特质被后人总结为 “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精辟分析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种风格体现在： 内容上：直面乱世现实，抒发济世抱负 艺术上：语言刚健有力，情感慷慨悲凉 体裁上：推动五言诗成熟，革新辞赋创作，建安七子的五言诗成就尤为突出。徐干的《室思》比汉代古诗更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作品，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流星即逝：七子的悲情结局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场瘟疫席卷中原，带走了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四位才子的生命。加上早逝的孔融（208年被杀）、阮瑀（212年病故）和王粲（217年初病逝），建安七子全部陨落。 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了这场浩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七子虽逝，但曹丕珍视他们的文字，尤其对政敌孔融的作品也大力收集，甚至 “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这份对文学纯粹的珍重，让建安精神穿越战火与瘟疫，照亮了此后千年的中国文坛。 当我们在今日重读建安七子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在乱世中挺立的文人风骨。他们用生命写就的篇章，昭示着一个真理：真正的文学，根植于对现实的深刻观照，成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邺城的酒宴早已散场，七子的诗文却在历史长河中愈发闪亮，成为中华文明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正如刘桢笔下那棵山巅青松：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