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鸣（1907—1986），广东省香山县东镇（今中山市南朗镇）享美人。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民国13年（1924）2月，到上海，先后进入广东汽车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永安纱厂和光明电器厂做机器修理工。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发动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10月，被派送到苏联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秋，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翌年4月，失去关系后脱党，6月，参加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民国22年春，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汽车系”，后调任南昌行营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不久该课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任情报科统计股少校股员。民国23年4月始，先后兼任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班教官、南京参谋本部谋报参谋训练班教官。民国25年，出任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抗战期间，于民国27年1月，出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同年8月，特务处易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10月，出任军统局湖南临澧特训班上校总教官。民国29年4月，在兰州出任中央警察学校特警训练班情报系主任教官、军统局兰州特训班总教官。民国31年2月，被任命为军统局西北区少将区长、第8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第8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民国34年6月，被任命为军统局本部第三处（行动处）少将处长；9月，出任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组少将组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民国35年7月，负责调查侦破闻一多被暗杀案；9月被调离军统局，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属下的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民国36年5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民国38年5月，出任广州保安司令部视导室少将主任；8月，兼任广州卫成总司令部保防处少将处长；10月，撤离广州退驻香港。1950年12月，被台湾当局“国防部”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1953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驻澳门派遣组组长。1957年3月，被台湾当局“国防部”任命为情报局驻澳门少将组长。

1964年12月，程一鸣从澳门秘密回归，受到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欢迎。先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著有《情报学》《刑事侦察术》《军统特务组织的真象》等。1986年6月29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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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4年12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出一条电文：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于13日起义，回到广州。翌日，这则电讯被海内外众多华文报纸刊用，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震惊。自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程一鸣是从台湾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义回到大陆的最高级别官员，作为一个掌握重大机密的国民党特务头目，程一鸣的立场是如何转变的呢？

备受信任的国民党特务头目

程一鸣，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第四区（现中山市南朗镇）亨美村一个华侨家庭。1926年参加上海工人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返回上海，后被王明作为在苏联没有清洗完毕的“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党，于1933年转而投靠国民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1938年抗战爆发后曾担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训练班情报系主任等职。

1945年5月，临近抗战胜利，程一鸣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显示他获得进一步信任和重用。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即随戴笠飞抵上海，在戴兼主任的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兼行动组组长，参与对全市敌伪财产的接收和对大小汉奸的处置。同时，他还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蒋介石特别指定这个职位由军统局主管，无需经警备总司令部批准就可逮捕各类汉奸及其他嫌疑分子，根据需要还可以警备总司令部名义调动驻军、宪兵和警察，参与对任何事件的弹压和人员的搜捕。

稽查处内设稽查、情报、司法、外事、电讯监察和总务六个科，外有沪东、沪西等六个稽查所，外加一个侦防大队。除了编制内的三百名稽查员，还在各街区遍布义务稽查员，织成一张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上海。程一鸣作为特务头目，率众多如狼似虎的下属，既出力逮捕和惩治各类汉奸，也镇压共产党人以及学生、工人的进步活动。

1946年6月1日，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他还未上任，即奉蒋介石来自江西庐山的电话命令飞赴昆明，协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侦破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遇刺案。

此后，他调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军事较量中不断失利，四处告急，保护运送兵源和后勤物资的铁路动脉十分重要，他先后担任的这两个职务也很吃重。不久，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但此时，他已身处特务机构核心之外。

台“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

到1948年，程一鸣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败象纷呈，开始消极倦勤，10月辞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一职；11月，从西安返抵广川，经常跑到香港，打算离开特务机构。不过，特务这个行当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后，退居奉化溪口故里，部署残余力量作困兽之斗。4月里，蒋介石通过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鸣到溪口，召见时痛责保密局有关共军的情报还不如中央社记者报道快，要他提出整顿该局的建议，并组织一个特务监察网。但程一鸣无心接受这个任务，借口要与宋子文商量工作，住了几天，便返回广州。

一个月后，薛岳继任广东省主席，委任程一鸣为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8月，改任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

不到两个月时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开始向广州进发。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辗转前往香港。听说程一鸣人在香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台湾派人找他，但他避而不见。毛人凤大为不满，说程有意向共产党靠拢，在他的人事卡上注明“叛变”字样。

进入1951年冬，因特务机构内部的派系关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却发布任命：程一鸣担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第二年初，“国防部”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郑介民还通知程一鸣去台湾。郑和程原是留苏同学，郑知道他在莫斯科学过“游击战术”，要他撰写一本《反共的游击战术》。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以下简称“中二组”）主任，专责搜集大陆情报并派遣特务。“中二组”在香港设有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内设分管港澳地区的几个单位，程一鸣获任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后，程一鸣又出任该局澳门站站长。

毅然起义回到大陆

按程一鸣后来回忆所言，他长期居住香港或澳门，经常看到新中国出版的报刊，听到新中国的广播，有时看到新中国的电影，还读到各国媒体对新中国的报道，逐渐了解到大陆的真情实况。这些都促使他转变立场，做出了起义回到广州的决定。

1964年秋，他在星光书店购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论政策》里有一段话：“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在这些话语的感召下，他解除了思想包袱，认定返回大陆向中共投诚才是光明的出路、人生的归宿。

经过精心准备，程一鸣于当年12月13日毅然携带武器和特务人员名单，从澳门回到广州，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他同时带来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

而与这些特务工具相比，他脑子里积存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各种内情，可供大陆安全部门验证、研究和参考，有些更可能成为掌握敌情并调查破案的线索，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

不仅如此，程一鸣在回广州起义之前一个时期，很有可能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担当了大陆情报机构的重要内线。这并非空穴来风的猜测，而是基于事实的推断。

原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晚年在其回忆录披载：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他这里说得比较笼统，这个特务头目到澳门，其实是坐镇遥控指挥刺杀将于5月初到柬埔寨访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值得注意的是王芳的如下表述：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信息，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

沈之岳这次“离台前夕”，大陆已掌握详细信息，可见提供这些情报的人一定身在澳门，且是安排并配合沈的当地负责人。依常理推知，此人非程一鸣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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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0日 09:37 看点资讯

“你没看错，一个特务，居然也能洗白！”

这话要是发到今天的社交平台，底下肯定吵翻天，肯定有人骂他汉奸走狗，也会有人赞他迷途知返。1964年，当程一鸣拎着两只磨得发白的旧皮箱，一步步踏过拱北口岸的石板路时，没人知道，这个被台北钉在“叛徒”耻辱柱上的男人，正用一沓泛黄的纸，悄悄撬动了整个华南地下世界的根基。

你或许会皱眉：他是特务？他们不就是搞暗杀、设圈套、出卖同胞的那类人吗？这种人，还配被原谅？真的会改变吗？

程一鸣这一生，三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叛徒”，第一次是共产党说他脱党，第二次是国民党说他通共，第三次，是他自己背叛了那个被时代扭曲的“身份”。

故事得从1931年说起，那时他还叫“程家骍”，二十出头，在上海杨树浦租界跑电车。白天穿着制服扶老携幼，夜里却揣着密信在弄堂里穿行，不错当时的他是中共地下交通员，介绍人后来成了新四军的政治大员。可命运偏偏爱开玩笑，一次护送文件去苏区，半道被土匪劫了，文件没了，命差点交代在山沟里。等他狼狈逃回上海，组织早已转移，联络人杳无音信，他成了“黑户”，连党员身份都无从证明。

走投无路之下，他咬牙投了戴笠办的特务训练班。面试那天，戴笠翻着他薄薄的档案，眯起眼：“你以前干过CP（共产党）？”

他心跳如鼓，硬着头皮答：“干过，但他们嫌我胆小，把我踢了。”

没想到戴笠竟哈哈大笑：“胆小好！胆小的人比较谨慎，干情报才不容易翻车。”

就这样，一个前共产党人，被当成“反面教材”重点栽培，成了军统里少有的“红转黑”狠角色。

在接下来十几年，他确实“干得漂亮”：在蚌埠车站带队击毙中共皖北特委干部，在西安把被俘红军编成“别动队”，让他们互相指认“共党余孽”。在军统内部对他的评价是：“对党国绝对忠诚，对敌人却是绝对冷酷。”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次枪声响起后，他都会悄悄塞几块银元给死者家属，说是“政府抚恤”，其实是自己省下的津贴。更绝的是，他总在关键时刻“病倒”，1948年重庆大搜捕，徐远举急着抓人，找他批条子，他直接躺进医院，捂着肚子喊“胃出血”，硬是拖了三天。当特务踹开房门，屋里只剩一盏冷茶，人早跑没影了。

戴笠后来怀疑他“通共”，把他关进息烽集中营三个月。可查来查去，除了些捕风捉影的传言，愣是没找到实证，最后只能放人。这段经历，台北档案轻描淡写记作“曾因违纪停职”，却成了多年后给他定性“早有异志”的伏笔。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夜，他带着妻儿仓皇逃往澳门。表面开贸易公司，做“爱国侨商”，暗地里重建情报站。台湾每月拨五千港币经费，他却悄悄存下一半，账本里夹着一张小纸条，字迹潦草：“若有一天用不上，就留给孩子读书。”

你看，一个手上沾过血的特务，心里惦记的，不是“反攻大陆”的宏图，而是孩子的书本和未来，这画面，是不是有点扎心？

1962年，他在香港玛丽医院住院，隔壁床的老头刚做完阑尾手术，半夜忽然轻声问：“程先生，你梦里喊‘CP’，是共产党，还是程家？”

他浑身一震，愣在原地，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老头笑了笑：“我叫连贯，以前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听到这话，程一鸣心里才踏实了很多。”

那一夜，两人聊到护士第三次进来催熄灯。临出院，连贯送他一本《论持久战》，扉页上写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后来，程一鸣把书锁进保险柜，却再没敢打开，他怕一翻开，就再也回不了头。

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腾空而起，此时的程一鸣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BBC的广播声传到澳门寓所时，他正坐在阳台上发呆。妻子望着他沉默的背影，轻声说：“国民党……回不去了吧？”

他没回答，但第二天就开始整理材料。十年间经手的特务名单、电台呼号、藏枪地点、经费流向，全被他一笔一划写进三本笔记，再用油纸裹紧，存入银行保险柜。

12月12日晚，他把全家叫到客厅，语气平静得像在说“明天买菜”：“明天，我们回广州。”

妻子瞬间泪崩：“台北那边怎么办？他们会杀了我们的！”

他苦笑：“他们先把我当狗使，后来当我狼防，不如……做回一个人。”

次日清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口岸外，自己拎着皮箱走向关卡，像十年前逃难，只是方向相反。哨兵打开箱子，最上面是一封亲笔信：“本人程一鸣，国民党澳门站站长，自愿向人民政府投诚。”

消息传到北京，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连夜飞抵广州；周恩来亲批：“此人材料价值极高，务必保护、重用。”广东警方据此三天内端掉197名潜伏特务，缴获27部电台、300多支枪，堪称建国后华南最大反特战果。

而在台湾那边，也炸了锅。蒋经国在日记里痛骂“程贼一鸣，说他背信弃义，罪大恶极”，搞得情报局长叶翔之被迫辞职。更尴尬的是，程一鸣交出的津贴签收单里，连一位被追封为“烈士”的“反共义士”都赫然在列，人家家属还在领抚恤金呢！舆论瞬间反转，民众怒吼：我们祭拜的“英雄”，原来是个拿钱演戏的演员？

从此之后，在台湾档案里，“程一鸣”三字被红笔狠狠划掉，盖上“叛徒”印章，编号“永字零零壹号”，就这样程一鸣成为叛徒。后来编《情报战史》之时，在澳门站那一章干脆留白，只写一句：“1964年后，本站遭敌渗透，损失殆尽，这事情说来也非常搞笑，直接把程一鸣这个人就否定了。

回到大陆后，他当上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月薪280块，不到澳门时的一半。可他说，这辈子头一回睡得踏实。晚年他写下回忆录，详细记录军统的训练内幕、经费黑账、派系倾轧，成了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最珍贵的一手史料。

1986年，他在广州病逝。追悼会上，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安全厅三家联合为他覆盖党旗。骨灰安葬在银河革命公墓，墓碑正面刻着“中共党员程一鸣”——是的，他最终重新入党；背面是他亲笔：“我曾走错了路，好在最后走对了方向。”

而在台湾，那份“永字零零壹号”档案至今锁在旧库房里。“叛徒”二字早已褪色，却无人敢涂改。偶尔有年轻军官好奇调阅，老档案员总会压低声音提醒：“别看太久，那人……当年让局长摔过电话，最好别再提了。”

说实话，程一鸣这一生，根本没法用“好人”或“坏人”来框定。他背叛过信仰，也辜负过组织，但最终，他选择背叛的是那个被时代异化的“壳”。他不是圣人，手上沾过血，可他在命运最关键的岔路口，没选利益，没选恐惧，而是选了良知，这比盲目的忠诚更难，也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