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是一位为中国核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她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诺贝尔奖的荣誉，毅然回到祖国，隐姓埋名30年，直到去世前，她心中最惦念的仍然是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她不是没机会留在美国——1951年，她和丈夫张文裕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期间，已共同发表多篇关于稀薄气体分子运动论的重要论文，被国际学界视为该领域新锐力量。当时美国物理学会主动邀请她入会，导师乌伦贝克教授也多次劝她留下：“以你的才华，在这里拿诺奖只是时间问题。”可她只回了一句：“我的祖国连一台像样的质谱仪都没有，我回去，是去造它的。”

回国后，她直接投身于国家最紧迫的任务：铀同位素分离。这道“卡脖子”的技术关，连苏联专家都曾断言“中国十年内不可能突破”。王承书却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团队，在北京郊区一个废弃锅炉房改造的实验室里，用算盘、手摇计算机和成摞的稿纸，推演上万组数据。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夜，她亲手签发的最后一份技术报告，至今保存在中国核工业档案馆，字迹工整如刻，没有一处涂改。

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三次放弃署名权：1960年主持完成《扩散理论》内部教材，没留自己名字；1963年攻克离心机级联计算难题，把成果让给年轻同事；1978年带队研发新型分离装置，验收报告上只写“集体完成”。有人问她图什么，她笑笑说：“科学不是个人的勋章，是焊在国之重器上的螺丝钉。”

晚年病床上，她仍坚持审阅学生论文，用铅笔在稿纸边角密密麻麻写批注。临终前一周，她让女儿从书柜最底层取出一叠泛黄的教案——那是她1956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统计力学时的手写讲义，纸页边缘已被翻得毛糙，空白处全是后来补写的教学反思。“替我把这些，捐给西部师范院校。”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2023年，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将“王承书青年女性物理学者奖”列入全球常设奖项。评审委员会声明中写道：“她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科学尊严，从不来自聚光灯，而来自无人看见时，依然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