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中国社会治安面临严峻挑战，非法社会团体、盗窃、抢劫、拐卖等犯罪活动频发，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同年7月，我国正式开启第一阶段的“严打”，此次行动共抓捕嫌疑人102.7万人，判处死刑2.4万人，打掉了19.7万个非法社会团伙。

严打行动的背景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无业人员增多，非法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治安急剧恶化。邓公亲自下到群众中去考察，亲眼见到了黑恶势力的猖獗，从而坚定了严打的决心。在严打行动中，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地进行严厉打击”，并且对其公开判决、公开执行，以此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随着“严打”行动的第一阶段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有效遏制，但邓小平同志并未放松警惕。他深知，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仅仅依靠短期的严厉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治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因此，在1983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加强对全国政法工作的领导。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法学研究，培养更多的法律人才，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开始了从“严打”到法治的转变。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明确了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提出了加强治安防控、加强社会管理、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措施。

此后，中国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严打”行动。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的“严打”更加注重法治，强调依法办案，严禁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加强了对“严打”行动的监督，确保行动的合法性。在第二阶段“严打”行动中，共抓捕犯罪嫌疑人136.4万人，判处死刑1.3万人，打掉了23.4万个非法社会团伙。

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严打”行动的力度有所减弱，但法治的色彩更加明显。通过两个阶段的“严打”行动，中国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根本性扭转，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的思想，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