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沈阳城飘着雪，街上到处是鞭炮炸过的红纸屑，家家户户忙着张罗年夜饭。空军463医院里却比往常安静不少，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回家过年了，只留了值班人员。中午十二点多，两个男人溜进了医院——一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儿，一个矮一些、年长几岁。他们撬开小卖部的门锁，顺走了几条香烟和一笔现金。正准备走人时，一名工作人员瞅见高个儿形迹可疑，上前盘问，把人带进了外科办公室。谁也没料到，这俩偷东西的贼身上居然带着枪。

盘问刚进行到一半，高个儿突然从衣服里掏出手枪，几乎没有犹豫，枪声就在办公室里炸开了。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当场倒地。紧接着，他冲进隔壁房间，对着屋里的人连续射击——医生孙维金、干部刘福山、工作人员毕继兵当场死亡，吴永春中弹倒在墙角。从第一声枪响到两人逃出医院，前后不过几分钟。警方赶到时，地上躺着一张沾血的工作证，上面写着：王宗玮，沈阳七二四厂六车间材料员。开枪的人是他，跟他一起跑的，是他哥王宗坊。一场持续七个月、震动全国的追捕，就这么开始了。

这兄弟俩的底细，一查吓一跳。哥哥王宗坊，1953年生，从小就是街头惯偷，小学时就混在扒手堆里，偷鸡摸狗是家常便饭。1974年、1975年两次因盗窃被收容审查，1979年在卫生院当药剂员时又偷单位东西，判了三年——这事儿发生在他新婚才三天的时候。弟弟王宗玮呢，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路人：一米八五的大高个，长得斯文，说话轻声细语，在部队当过班长，还评过先进，退伍后进工厂又被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车间主任听说他杀人，第一反应是“搞错了吧”。可实际上，这兄弟俩早在1976年就一起翻进大北监狱值班室，偷走了三支五四式手枪。王宗玮在部队服役四年，偷偷攒了一百发子弹寄回家，退伍时还私自带了几十发子弹和五枚手榴弹出来。

案发后，警方赶到王家，人早跑了——行李都收拾好了。1983年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监控、没有网络定位，追捕全靠电话和电报。二王一路南下，2月15日，第47次列车刚进湖南衡阳境内，乘警检查行李时从王宗坊包里翻出一把手枪。王宗玮一看情况不对，掏枪就打，乘警耳朵被击穿，列车紧急停车，兄弟俩跳窗钻进衡阳郊外。几天后，衡阳冶金机械厂有人发现两个陌生男人藏在空楼里，厂里人围上去，他们拔枪就射，干部张业良中弹身亡，另有三人受伤。3月3日，武汉第四医院，两个实习女医生发现一间房门反锁，开门一看，二王正躲在里面过夜，把人打昏后逃走。3月25日，武汉岱山检查站，发生了二王逃亡中最惨烈的一次交火。民警李信岩和民兵熊继国拦下一个神色慌张的男人，搜出一把手枪。王宗玮从后面摸上来，对着两人连开数枪，两人当场牺牲。随后赶来的民警王云、陈震忠也倒在血泊中。这一战，二王打死四人、打伤一人，抢走一辆自行车逃之夭夭。公安部震怒，5月17日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张悬赏通缉令，重金两千元缉拿二王——这在当时可是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可二王就像泥鳅一样，继续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流窜，沿途抢劫、偷盗、杀人，所到之处人心惶惶。

1983年9月13日，江西广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建平在路上撞见两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一口东北口音，神色慌张。他多了个心眼，悄悄报了警。警察赶到时，二王拔枪就射，转身钻进盱江林场的深山。消息传开，中央直接调集了三万多名公安、武警、解放军和民兵，把方圆几十里的山区围了个铁桶一般。武汉空军的直升机在天上盘旋，地面部队手拉手拉网式搜索，当地十八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也自发加入。整整五天，二王被困在山上，没吃没喝，饿得只能啃野果、嚼树皮。9月18日下午六点多，武警战士黄力生和甘象清在密林里搜索，一脚踩到个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是王宗玮的大腿。王宗玮猛地跃起举枪就射，甘象清中弹倒下。枪声一响，周围的军警全扑了过来，密集的子弹把王宗玮打成了筛子。他临死前还喊了一句：“哥，快跑！我不行了！”草丛里又窜出一个人影，正是王宗坊，没跑几步就被乱枪击毙。法医尸检时发现，兄弟俩胃里空空如也，只有没消化的草根树皮，王宗坊身上却还裹着一万多块现金——那是他们一路抢来的赃款，可逃亡路上，这些钱连一口热饭都换不来。

从除夕夜血染医院到中秋后山林毙命，七个月，流窜七省，打死打伤十八人。二王案成了1983年全国“严打”的直接导火索，也逼着中国刑侦体系迈出了现代化的一大步。如今回头看，这对出身教师家庭的兄弟，本可以有正常的人生，却因为贪婪和暴戾，一步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们以为抢来的钱能换来逍遥，到头来，钱在怀里，命却丢在了荒山野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放在哪个年代，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