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父亲视党的理念为自己的理念，视党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视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从无二心。尽管他曾被无端开除党籍，尽管他曾被污蔑为“大军阀”，尽管他曾被贬斥冷落，但对党的忠诚却始终刻骨铭心、丝毫未变。正如他总结自己几十年革命历程的体会：首先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念和信念，这样斗争就有了方向和勇气，什么困难和敌人都不在话下，什么个人得失都能置之度外。

这是什么样的理想？是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

二问，父亲14岁就以童稚之躯投入残酷卓绝的革命战争，20多年的浴血奋战，他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历次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七次负伤。在毛主席的统帅下，他跟随党和人民军队，战胜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敌人，从白匪军到地主劣绅，从日本鬼子到土匪顽军，从蒋匪军到联合国军，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是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

三问，父亲一生三次“深入虎穴”。抗战时期，为了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攻克友军两次未下的扼制晋中交通要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日军马坊坚固据点。身为团长的他，化装成农民亲自进入据点侦查敌情，尔后，他亲自率领仅82名战士一举端掉该据点。此战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典型的歼灭战”，创造了八路军根据地从未有过的攻克日军坚固城堡的歼灭战战例；

“文革”期间，安徽省芜湖地区武斗激烈，震动全省。时任省军管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12军军长、安徽省军区司令的他，不顾大家的极力劝阻，只身顺竹梯攀上全市武斗最厉害最顽固最主要的据点顶层，义正言辞地批评并劝告武斗头领，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这些造反派头头，当即表示要听李军长的话，放下武器、拆除据点。加上大造舆论，全市武斗因之平息。芜湖事件的成功处置成为毛主席、周总理所称道的制止武斗的全国典范；

九一三事件中，他又一次临危受命。在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遇到极其危难的关键时刻，他奉周总理之命，仅带一个警卫员，到情况不明、危机四伏的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连续五天五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他，成功地指挥并保证了全国的禁空令，配合毛主席、周总理神奇地瓦解了林彪集团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阴谋。

这是什么样的胆量？是为革命舍生忘死的大智大勇！

四问，父亲三次临危受命，从不争功诿过。1942年5月，正值日军对太行山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任129师769团一营营长，在完成转移根据地群众任务后，途中临时迂回到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紧急命令他率部掩护总部突围。于是他仅率一营之众（还少一个连）在十字岭及南艾铺勇猛地抗击了数万精锐日军的合围，成功掩护了八路军总部和华北党政机关突围。这对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何等重要！还是他任769团一营营长时，在山西太行山御路村地区与日军一个大队激战，迫使该敌溃逃，此战被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为激励我军将士、藐视日军、敢于胜利的典范战例。

上甘岭战役中，在战役成败的关键时刻，他临危受命，统辖指挥12军、15军及炮7师，以及战场上的其他部队，以机制灵活的“六大战法”、英勇顽强的斗志，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气概，坚守597.9和537.7高地，并收复失去的北山表面阵地，粉碎了以美为首的“联合国军”无数次进攻，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1967年8月，安徽省武斗最激烈时，他临危受命，率部赶赴安徽，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以大智大勇平息武斗，稳定了全省的局势。

“郭兴福教学法”，是他亲自创造、精心培育出来的，对我军军事训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长的高度评价。由此，全军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的高潮。然而这些赫赫功绩，他却从未自诩过，从不与他人争功，正如得知军委通报嘉奖上甘岭胜利，他在上甘岭前线指挥所制止部下不满时说的：“不管表扬哪个军，都是志愿军打的嘛！”多年来，他从不提自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并夺取了最后的胜利，连我们子女们都不知道。1961年，12军从浙江移防苏北，地方向军队领导反映了部队在移防中的一些问题，上级机关追查时，他主动承揽了全部责任，向各级领导一再检查，作自我批评并受到通报批评。

这是什么样的风格？是高尚而纯粹的品质！

五问，父亲在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愤怒地斥责这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严厉地表示对其野蛮行径的抗议，并首次披露出上甘岭指挥打败美军的实例，并大义凛然地声明，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

这是什么样的气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六问，父亲出身于贫苦雇农，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为了人民，他贡献出了一切。他的脑海，无时不在思念着人民的利益，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惦念着人民的疾苦，他的行动，无时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人民同甘共苦，也是他时时刻刻律己的自觉行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拒绝领取机关按照标准给军首长补助的主副食。我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作为一军之长的父亲，经常以豆饼、豆渣及南瓜（自己种的）等充饥，以致有时腹泻，有时又解不下大便，后来落下病根。他兼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跑遍了全国的地方病疫区，为消除地方病对人民大众的危害，与卫生部和疫区政府、防疫部门精心研究、制订防治方案。经过几年努力，我国的地方病疫区消除了不少。

这是什么样的情结？是与人民心连心的一颗赤诚的心！

七问，父亲对自己要求甚严，近乎苛刻。他惜粮如金，我们至今吃饭总是把碗中的米粒刮得干干净净，把掉在饭桌上的饭菜捡的无一漏网，这都是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结婚时，向家里提出要500元，被父亲知道后，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也是给我写的唯一一封信），不但批评我还剖析了我的贪图虚荣和特殊化的思想，结果我没有从家里要到一分钱，只是母亲在家中操办了一桌酒席，这却使我受到又一次与普通大众打成一片的深刻教育。

这是什么样的品质？是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的优良美德！

八问，父亲任12军军长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紧张，为了解决部队吃饱的问题，他跑遍华东三省，亲自勘察选址在安徽省全椒县的荒草圩开发出数万亩水稻田的农场，不但解决了部队吃饱的大问题，而且还给部队的随军家属以补助。

父亲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基层，在任沈阳军区司令的十几年，他跑遍了白山黑水的所有大小边防哨卡，解决了边防部队的武器装备、抗寒保暖、巡逻设伏等诸多问题。他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时，把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办公室、宿舍、教室都走遍了。他常说，国防大学虽是大军区一级，但要采取团一级的工作方法。

从军长到总政主任、从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从部队到国防大学，他不但关心部队干部、战士，而且关心部队的随军家属，每到一地，他都要挤时间到家属区挨家挨户探视，到每一个干部家里走访，问寒问暖，对了解到的营房保暖、托儿上学、用煤用水、购物储菜、烧火做饭等问题，无不指示有关部门一一及时加以解决。公务员吴新泉住在楼外平房，20世纪60年代时，苏北的冬天异常阴冷，部队发的棉被很单薄。一天深夜12时左右，他看完书，信步来到小吴宿舍，一进门就感到寒气逼人，看到小吴在床上缩成一团，他转身上楼，把他的军大衣拿来盖在小吴身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沈阳军区几百名机关干部的家，没有一户他没去过，白山黑水的哨所，没有一个他没到过。

这是什么样的感情？是爱兵如子的真挚情谊！

九问，父亲一生视学习为生命，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为了革命事业，养成了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习惯，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军时期，无论是“文革”的动乱岁月，还是改革开放的日子，从战士到军委领导，从普通党员到党中央副主席，从少年到老年，他无不利用一切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思想、军事、科技乃至文化、经济、社会、生产等各方面知识，正是这样胜于凿壁借光、闻鸡起舞的学习，使他在80年的革命生涯中，能够积累起丰富的知识，培养出高超的军政智慧，创造出有声有色的光辉业绩。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我去看望他时，经常见他拿着红蓝铅笔在看书，不时地写写划划。夏日炎炎，80多岁高龄的父亲，也经常是一边搧扇子，一边专注地看书。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的执着追求！

十问，父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在离开领导岗位后，为了协助中央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与耿飚、王光英、雷洁琼、程思远、迟浩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发起创建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确定“爱国报国，振兴中华”的基本方针，组织实施以“三大爱国工程”为核心的各项爱国报国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培养青少年良好道德风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顾年高有病，继续奋斗在“爱国报国”第一线，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是什么样的情怀？是一个伟大爱国者对祖国无比眷恋之情！

我的父亲——李德生，就是这样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既普通又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

文/李和平 李德生同志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