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楷书以锺繇、王羲之为典范，被今人称为小楷书。北朝楷书以元氏墓志为代表，被今人称为魏碑体（或洛阳体）。楷书发展至唐代，形成新的体态样式，字在方寸之间，结体精整，用笔规范，俗称唐楷。

唐人称楷书为真书或隶书。虞世南、欧阳询、孙过庭、张彦远、《唐书》称楷书为真书，李嗣真、张怀瓘、《唐六典》称楷书为隶书。『楷』有法式规范之意，张怀瓘《书断》曰：『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晋唐间所称楷书，即指有法式的字体，与今楷书义不同。

唐代楷书名家较多，从初唐时期的虞世南、欧阳询开始，后来的褚遂良、薛稷、张旭、锺绍京、王知敬、徐浩、颜真卿、裴休、柳公权等，众人的楷书均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典范，且一直处于古代楷书史中主导的地位。楷书的技法发展至唐代已经成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唐代对于楷书书体有了万法归宗的要求。明清人总结为『唐人尚法』。

唐人尚法的突出表现是技术上有规律可循，有法则可学，并且形成了稳定的风格特征和传承线索，最具代表性的是楷书技法。

唐代楷书技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南北朝楷书发展阶段，以及北周、隋代时期文字融合阶段，最终，在唐代『尊王』思想下，由唐代名家参与完成。名家参与不仅是对北朝楷书的一种归纳与改变，更是一种文化注入。北朝楷书古朴稚拙，缺少规范与精整，法度化程度低。同样，南朝小楷无体式气魄之美，缺少严整警策的气势。唐代名家楷书师法渊源非南即北，在传承师法同时兼顾南北，也为楷书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唐代书法理论中单独论述楷书技法的只有虞世南《笔髓》中『释真』一节，其他相关技法理论都不明确区分书体技法问题。这种不分书体的技法理论在魏晋以来的书法品评中较为普遍，最典型就是王僧虔评『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之后锺繇书法十二意，是指锺繇的章程书，即楷书而言，也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系统的楷书技法理论。隋唐时期，有关技法理论都是包含了楷书技法和行书技法。这是因为行书是『潦草的楷书』，作为中间字体，很难有真正『中庸』写法。因此在唐代的技法理论中，楷书与草书区分明确，而行书技法往往附着于楷书技法，有楷行同法的特点。

唐代楷书『尚法』经历了从无王羲之到有王羲之的过程，先后围绕王羲之形成了神仙授书和永字八法。同时，唐人结合自身书法实践经验，结合着王羲之的楷书技法理论，又梳理出一条笔法的传承线索，构成了笔法谱系，完成了万法归宗的目的。

唐代出现了两类技法理论与王羲之有关。首先是王羲之的师承渊源传说有三种：一是父子相传，王旷传笔法给王羲之，王羲之传笔诀给王献之；二是神仙授书，王羲之在白云先生处领悟到书法要旨，王献之授神人传授五七九字；三是关于卫夫人传授王羲之书法的记载在唐代较为集中。围绕着王羲之出现的各种笔法传说，重在强调王羲之书法渊源具有神秘权威性之外，还有就是王羲之『书圣』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同时也阐明了王羲之就是书法的主导者和继承者。得此笔法之人，神秘权威正统地位毋庸置疑。

其次是『永字八法』。『永字八法』的流传有张旭说、张怀瓘说、智永说三种，均与王羲之有关。周汝昌认为『永』字法为汉晋间法则，且因皇帝朝年号多『永』字而出现，不确。此法为楷书准则，论详细清晰。但是最初，隋唐时期楷书技法只有七法和八法两种，都与王羲之无关。记载七法的有传卫夫人《笔阵图》、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传唐太宗《笔法》；八法的有传欧阳询《八诀》、传唐太宗《笔法》、张怀瓘《玉堂禁经》。其中张怀瓘记有『永字八法』一则。唐太宗《笔法》中的八法与张怀瓘所记相同，但未称为『永字八法』。从流传的技法内容来看，七法与八法不同，都是相对独立的楷书技法理论。

随着王羲之楷模地位在唐代的确立，七法和八法也与『永字八法』融合一起，最终成为新的『永字八法』，并明确了经王羲之而流传。所传『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锺、王」已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之言，就是后人为了说明『永字八法』的传承有序而重新整合的结果。

与『永字八法』不同的是十二笔法内容。十二笔法最初见于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内容简单明了。唐代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通过与张旭一问一答，解释锺繇十二意的具体含义。全文中并未提及锺繇。

唐人通过『永字八法』证明王羲之笔法传承有序，而从锺繇十二笔意到张长史十二笔意，锺繇的影响却在消失。张旭从智永得笔法，智永从『二王』得笔法。法最终归于王羲之，突出的是万法归宗的思想。这些只能看成是唐人在『尊王』思想影响下对前人笔法的演绎与层累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所传关于『永』字法应是一种启蒙阶段学习书法的技法，是最容易掌握的基础方法。从『永』字法与十二笔法来看，适用于楷书、行书，法度上并无明确区分。这一点与虞世南所称『行书之体，略同于真』的情况一致。相反，唐代楷书与草书技法是区别对待的，最典型的是孙过庭真草之分。但是，唐代楷书技法对于行草书有很大影响，如欧阳询『以真为草』、李邕『以草为真』的书写技法就是受到楷书『尚法』的影响。

唐人关于楷书技法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用笔法与执笔法。用笔法的记载主要有孙过庭的『执使转用』，褚遂良的『印印泥、锥画沙』，颜真卿的『屋漏痕』，李华的『截拽』，《翰林密论》中『十二种隐笔法』等内容。执笔法较为复杂，初唐有虞世南和唐太宗的『指实虚掌』，此后有林蕴『推拖撚拽』、韩方明的『执撮握搦』、卢携『双苞单苞』等笔法。这些执笔法与运笔法的产生不仅有唐人对王羲之书法技法的解读理解，还有唐人自身书法实践的心得体会，如虞世南围绕『弱纸强笔』得出真书需要『覆腕上抢，掠毫下开，牵撇拨䟐锋转』；欧阳询称『唯截纸棱，撇捩窈绍，务在劲实』，所论『截』字就在于心得；孙过庭称『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也是一种心得；徐浩称『用笔之势，特须藏锋』更是对自己书法的最好注脚；颜真卿『屋漏痕』也是对运笔法的一种体会。

唐人对于楷书技法的梳理不仅仅停留在一种理论上，更重要的是运用到实际书写当中。这就是对南北朝楷书的改造。北朝时期楷书的字形结构比南朝时期小楷的字形有所增大，点画技法上提按幅度加大，转折时运笔方式复杂。字形的增大，笔画的加长就会增加运笔的技法难度。隋代时期南北书风有着自觉地融合需要，各自取舍。隋代楷书取北朝楷书的字形大小，结构特点取南朝小楷结体方式，笔法上以北朝书写技法为基础，适应性改变南朝楷书的笔法。然而隋代时间短暂，楷书『尚法』处于过渡发展时期，如何把南朝的精致与北朝的粗犷融合在一起，只有等待唐人完成。唐人解决楷书『尚法』的主要途径是『北书为用，南书为体』。北朝魏碑体楷书，字形大小和用笔技法与唐楷相近，所缺少的是字形的稳定。南朝楷书的字形结构成熟，但是囿于字形大小，用笔技法简约。唐楷在字形结构上借鉴魏晋小楷的形体特点，在大小和笔法上借鉴魏碑体的技法内容。可以说，从晋系楷书到唐系楷书，笔法的改变是关键。

唐人改变了楷书书写技法，向法度化、规范化发展。这种趋势在褚遂良的楷书上表现突出。李嗣真评其书法『丰艳雕刻』即是着眼于此，之后的裴休、颜真卿、柳公权则是这种趋势的延续。同时，唐代墓志中也存在一些『楷法』突出，缺少个性的作品，如《郑虔墓志》《路氏墓志》《宋遥墓志》《杨玄福墓志》《郑齐望墓志》等，笔画具有『法』的装饰意味，『尚法』程度较高。

笔法谱系

唐人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笔法传授线索。所谓笔法传授，就是以蔡邕为始祖，从魏晋的『锺王』沿六朝而下的书法传统，是为了表明其权威性而建立起来的谱系。唐代传有《传授笔法人名》一文曰：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锺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除此之外，卢携称张旭传法多人，有韩滉、徐浩、颜真卿、魏仲犀、蒋陆、野奴等人。崔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徐浩传皇甫阅。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柳宗元传房直温、贺拔惎、寇璋、李戎等。唐人在对楷书技法的探索同时，不断完善笔法传承谱系，其中既有师们传授，也有家学传承。

唐人所建立的这条笔法传承谱系，核心内容就是要围绕王羲之书法进行。不管王羲之的书法师承渊源如何，神人传授和转益多师的特点是十分鲜明的。这表明王羲之书法既体现了正统神圣，也是『笔法』的集大成者。在这条谱系中，技法所包含了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泛化的书体技法问题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有序。笔法谱系对于唐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种笔法的传承代表了王羲之书法系统的稳固与合理；其次，界定了只有王羲之笔法才是书法传承的正统；第三，在锺繇和王羲之与北朝楷书融合之际，确立王羲之笔法的正统性，终结了北朝楷书在唐代的流传；第四，为唐代楷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法准则，从而使实用性很强的楷书有了清晰地传承脉络。

唐代衍生出来的笔法传授谱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技法传承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管唐代楷书的『尚法』是出于国家需要，还是书家自觉，对秩序的追求是一致的。源于对秩序的追求，唐人对于笔法谱系是深信不疑，宋代更是把宋人不善书的原因归咎为不写楷书的缘故。乃至于元代郑杓著有《书法流传图》，明代解缙写有『书学传授』，而清代梁巘又梳理出董其昌的书学传授线索，均可看作是这种风气的滥觞。唐代楷书主导宋元明清几百年的楷书发展，除了实用性特征因素外，在王羲之之后，又确立了张旭在笔法传承谱系中地位。中田勇次郎曾总结笔法传授系列，发现张旭是唐代笔法传承中的核心人物。颜真卿、李白、李阳冰、徐浩、韩滉、邬彤、魏仲犀、韦玩、崔邈、张从申均从张旭学得笔法。之后徐浩传笔法给徐璹、皇甫阅；崔邈传笔法给韩方面、褚长文；邬彤传笔法给怀素、柳公权，自此笔法传承有序。张旭不仅传承魏晋笔法，自身为后人又树立了草书、楷书全能形象，充分说明这个笔法谱系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笔法谱系对于唐代楷书有很大影响。其一，笔法谱系是由名家所组成，以王羲之笔法为核心的笔法传承线索，消解了北朝书法对唐代楷书的影响，表明了精英文化具有绝对的领导力。事实上，唐代楷书是南北书法融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朝楷书仍有延续，如《王守质墓志》《李邕墓志》《马凌虚墓志》等，还带有魏碑体的笔法特征。

其二，笔法谱系赋予唐代楷书技法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进而促成唐代楷书名家在当时就具有很大影响力，并一直延续至清代。事实上，宋代以后针对唐代楷书是边指责边学习，即出现了『台阁体』『馆阁体』，也出现雍容大气的榜书大字。

其三，笔法谱系也像唐代社会一样具有包容性，一方面规定着『法』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却接纳各位名家的个性风格，即促成『尚法』，又吸纳『新风』。这是唐代楷书在整个唐代时期没有走入僵化的机械性书写的重要原因。

总之，唐代是楷书极为发达的时代，名家众多，风格迥异，但书家对技法的秩序化、法度化追求却让书法的技术和思想流于教条与简化，这样一来，传统书法不再需要父子相传，凭借笔法歌诀就能迅速地掌握书写。唐人执着于各种笔法传说，师法相授被流传的各种笔法所取代，天赋之人完全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笔法的娴熟。由此一来，唐代楷书打破了魏晋以来家法相传的局面，名家楷书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士人广泛的学习，所以唐代楷书在朝着技法标准化发展的同时，片面追求棱角和脂肉的情况也在出现。而且在唐代墓志上的楷书书法，还有很多未能消化的笔法问题。也许这些情况都是没能『心悟』的结果，但是楷书『尚法』的观念确已形成。当然，唐人也注意到楷书技法的程式化所带来的弊端是书法流于装饰性。所以唐人想通过建立笔法传承谱系，使唐代书法合理化、秩序化。事实上，唐代楷书和笔法谱系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