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书坛，何绍基堪称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当时，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有人称他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曾国藩更是断言其书法“必传千古无疑”。回顾何绍基的书法之路，早年师从颜真卿，笔力雄浑却受传统束缚；中年深入钻研北碑，笔法渐趋沉厚，初步形成个人风格；到了晚年，七十岁左右，他彻底突破古今法度，将篆隶碑帖融会贯通，笔墨苍劲奇宕，枯涩飞白尽显岁月沉淀，真正实现人书俱老，稳坐晚清书法第一人的宝座。

何绍基，字子贞，号蝯叟，独创“回腕高悬”执笔法，在书坛引起轰动。他执笔时掌心朝胸，肘腕完全悬空抬起，右臂如挽弓张弦，书写时全身气力贯注笔端，往往写不到半幅就汗湿衣衫。旁人讥笑此方法笨拙费力，戏称“烧鸡执笔”，但正是这种反常规运笔方式，让写出线条自带涩劲和顿挫感，摆脱帖学流滑软媚的弊端。晚年他将这套笔法运用得炉火纯青，长锋羊毫在手中随心所欲游走，涨墨、枯笔、颤笔自然交织，线条如老树盘根、屋漏留痕,厚重中含灵动，苍茫间显清逸，独特金石气韵无人能复制。

六十岁之后，何绍基潜心钻研汉隶，给自己定下日课，遍临各种碑刻，光是《张迁碑》《礼器碑》就各临了一百多通。早年写字注重形似，临摹力求与古帖贴合；晚年临碑只求领悟神韵，彻底跳出碑版原有框架。临《曹全碑》时，他不追求飘逸秀润，而是融入北碑的雄强拙朴；写行书时也不忘篆籀的圆劲笔意，横画厚重、转折圆融，将秦汉金石的古意完全融入行草之中。清代多数碑学家只知一味追求刚猛，帖学家则固守柔润流美，只有何绍基打通了碑帖之间的壁垒，以碑骨塑造形态，以帖韵传递神韵，开辟了全新的书学路径。

何绍基晚年的传世作品，分为小字册页和大字长卷两类，各有独特韵味。72岁时创作的题灯拓诗册小字行书，娴静冲淡，结体疏朗，字距宽松，无一丝浮躁之气，笔墨温润内敛，细细品味，每一笔都蕴含数十年临碑的深厚功底；而他晚年的大字行草，则更是令人惊心动魄。字形欹侧跌宕，大小错落悬殊，通篇章法大开大合，时而紧密堆叠，时而大片留白，墨色浓淡干湿对比强烈。行笔自然带有颤掣之感，并非刻意为之，这是人到暮年时气力、心境、阅历相互融合后的自然流露。初看字形奇险不羁，仔细品味却处处暗合法度，险而不怪,放而不野，达到了“愈不稳，则愈妙”的至高境界。

当时的晚清书坛风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派死守馆阁体，笔墨工整刻板，毫无性情可言；另一派盲目追随北碑，一味追求粗犷硬挺，却失去了文雅的气韵。何绍基晚年的书作恰好中和了这两种弊病，他一生饱读经史，精通说文、金石、诗文等领域，深厚的学问滋养着他的笔墨，字里行间不仅有高超的技法，更蕴含着文人 的风骨与岁月的沧桑。翁同龢一生痴迷于何绍基的墨迹，每次见到他晚年的手札都会反复品读，在日记中用大段文字记录赏读心得；后世名家赵之谦、曾熙等，都坦言何绍基晚年的书法有着天仙化人之妙，是清代碑学的集大成者。

许多书法爱好者在初学何绍基时，只是模仿他颤抖的笔画和夸张的结体，仅学到皮毛，写出的字生硬造作。殊不知，晚年何绍基奇崛风格建立在数十年如一日踏实临帖、从不间断的基本功之上。他晚年依旧每天坚持练字，不因年迈而松懈，在笔墨中沉淀着自己的人生心境。年轻时写字意在争雄，笔墨锋芒毕露；暮年提笔时，不再追求取悦世人，只以笔墨安放自己的本心，褪去了刻意的张扬，苍劲古朴之中蕴含着从容通透，这正是“人书俱老”的核心魅力所在。

纵观整个清代的两百多年间，能够兼善楷、行、草、隶、篆五体，贯通晋唐帖学与汉魏碑刻，又开创独特笔法、形成独立书风的书家寥寥无几。邓石如开创了碑学的先河，赵之谦的笔墨新奇独特，然而论及笔墨的厚度、意境格局以及学养的支撑，都难以与晚年的何绍基相媲美。他晚年的作品是其一生书学、学识、阅历的终极沉淀，每一道线条都蕴含着千年碑帖的底蕴，每一幅作品都自带独有的苍茫古意。

跨越百年之后再观赏何绍基晚年的墨迹，依然会被笔墨间那份磅礴又沉静的力量所打动。所谓晚清书法第一人，绝不是徒有虚名，而是由其晚年作品的实力所奠定的定论。抛开浮躁 的模仿，静下心来品读蝯叟暮年时期的笔墨，才能领悟到碑帖相融的至高境界，明白书法真正的确至高追求，从来都不是精巧华丽，而是以笔墨承载岁月，以筋骨展现本心。